李稻葵：中国经济的潜力、挑战与突围路径

【摘要】本文是知名经济学家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于2025年8月发表的一篇演讲（有删节），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核心潜力、面临的内外挑战及产业升级路径。并强调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未减，当前困难主要源于内部问题，通过解决地方债等关键问题，有望重回健康增长轨道。

各位同仁，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入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、挑战与前景。当前，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很多，有人担忧增长动力，有人关注外部环境，但我想强调的是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。判断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无非看两点：第一，需求侧能否持续升级，需求是否还有上台阶的空间；第二，供给侧能否跟上需求的变化，支撑这种升级。从这两个维度看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扎实，我们有充分理由保持信心。

一、中国经济的核心潜力：供需两侧的双重优势

需求侧：14亿人口的“升级红利”尚未释放

中国经济的需求侧远未到见顶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。14亿人口可以清晰地分为“7+7”两个群体：7亿人已迈入现代化生活轨道，享受着完善的基础设施、稳定的家庭生活和多元化消费；而另外7亿人尚未进入这一轨道，包括大量农村人口和2-3亿城市务工人员——他们是建筑工人、保洁员、保安、快递小哥、保姆等城市运转的“毛细血管”。

以北京的京东小哥为例，其保底收入约8000元，正常工作可达1万余元，优秀者甚至能达到1.1万-1.2万元。但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？家人分居两地，住房多为集体宿舍，缺乏稳定的社区归属感。这一部分人是我们中国经济下一步需求提高的主要动力来源。当他们的收入持续增长、生活逐步融入城市，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消费等需求将集中释放，形成巨大的内需市场。

不仅如此，已进入现代化轨道的7亿城里人，需求升级空间同样可观。养老服务的品质化、教育资源的个性化、医疗体系的普惠化，以及被压抑的多元化消费（如摩托车旅行等受限制领域），都有待进一步满足。横向对比来看，中国当前的居民生活水平，远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问题时的水平，需求侧的“天花板”还远着呢。

供给侧：储蓄、研发与人力资本的“铁三角”

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优势，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：

储蓄是投资的来源，是投资之本。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，没有投资就没有产业升级。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保持高位，官方统计约45%，即使保守估计也有40%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，这为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池。

研发投入与工程师红利形成“组合拳”。中国一年培养本科和大专工程师440万，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；大学生和大专生中40%学工程，毕业即可直接参与生产实践。研发支出占GDP的2.7%，已达发达国家水平，更重要的是，由于中国工程师工资低于欧美，我们2.7%的GDP的研发支出，所购买的工程师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、欧洲。这种“性价比优势”让中国在新能源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追赶速度远超预期。

人力资本总量持续上升。很多人担心人口总量下降会削弱增长动力，但事实上，中国劳动力的“质量红利”正在替代“数量红利”。人力资源总量（健康人口总量乘以平均受教育水平）到2040年前将持续上升，2050年基本稳定，相当于2020年16.4亿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。以建筑行业为例，中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远超欧美，这是我们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。

综合供需两侧，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时，实际GDP增长应约5%，叠加2%的正常通货膨胀，名义GDP增长速度应为7%。这个潜力，是我们应对一切挑战的底气。


二、当前面临的挑战：外部环境与内部问题的交织

外部环境：“后美国时代”的复杂性

尽管潜力巨大，中国经济当前确实面临挑战，首先是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。核心结论是：现在变的是美国，不要把外部压力都推给我们自己，一定要认清是对方在变。

二战后，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40%，主导世界经济秩序，是绝对的“老大”；但如今，其制造业衰退、美元地位动摇、国债信用受质疑，根本原因是美国自身的不自信。这种不自信体现在两条路线的博弈：特朗普代表的传统美国主张“美国中心论”，采取“霸道”策略（如加征关税、技术封锁）；而哈佛等精英代表的“国际化美国”则倾向“王道”策略（通过规则主导秩序）。无论哪条路线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都将是长期的。

但必须客观看待的是，美国当前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——美国经济目前是什么呢？过热两个字。劳动力短缺导致服务行业自我循环，产品严重依赖进口（小到地板建材、脚盆，大到家电设备，很多来自中国）。对中国加征关税，最终只会推高美国国内物价，损害普通民众利益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对美出口仅占GDP的2%多一点，外部环境的挑战并非致命威胁。

内部挑战：体制机制与地方债的“拦路虎”

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国内问题，核心是体制机制障碍与历史遗留问题。

体制机制问题的典型表现是地方政府“重生产、轻消费”。当前地方税种以增值税为主，50%的增值税归生产地，这导致地方政府天然倾向于扶持工业项目、扩大生产规模，而忽视消费环境建设。比如，一些城市对服务业的管制过严，抑制了多元化消费需求，这是我们必须尽快补齐的短板。

更紧迫的是历史遗留的地方债问题。中国经济目前的转型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要解决……现在阻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债。地方政府过去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，大量借入短期（5-7年）、高利率（4%-5%，甚至两位数）的商业贷款，如今已进入还款高峰期。地方债规模相当于GDP的110%，很多地方财力连利息都无法覆盖，资金运行出现“淤堵”——这直接导致当前二季度名义GDP增速仅3.9%，为改革开放以来除2020年疫情外的最低水平。

解决地方债问题，我的建议是“中央加杠杆，地方去杠杆”：中央政府应大规模增发国债（目前中央国债仅占GDP30%，远低于国际安全线），用低成本国债置换地方高息债务，释放地方财政空间，保障民生支出和消费基础设施投入。只有这样，资金才能从“淤堵”转向“畅通”，经济活力才能恢复。


三、产业升级的突围路径：从“痛点解决”到“跨界创新”

面对挑战，产业升级是关键抓手。这里我想以“云筑”为例，谈谈传统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。云筑原本专注于解决建筑行业的采购招标和工人安全痛点，而建筑行业的生产关系复杂、委托代理问题突出——能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，其模式完全可以“跨界”到其他领域。比如，清华大学的采购招标、出差报销等场景，同样存在流程繁琐、效率低下的问题，云筑的技术和经验完全可以复用。这就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条路径：从自身痛点出发，将解决方案衍生到更广阔的领域。

第二条路径是科技赋能。传统产业不能满足于“做存量”，必须主动拥抱技术创新。比如建筑行业，通过物联网、大数据优化供应链，通过AI算法提升施工安全，这些都是科技赋能的具体体现。但科技赋能的前提是“懂行业”，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，要深入研究行业门道，让技术真正解决实际问题。

第三条路径，也是最核心的，是人才跨界。没有人才的跨界，就没有行业的跨界。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企业能快速迭代？因为它们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才。传统产业要升级，必须打开大门，招聘建筑行业之外的科技人才——美团的运营专家、腾讯的数据分析师、阿里的产品经理、京东的供应链管理人才，这些跨界人才带来的不仅是技术，更是思维方式的革新。中国互联网、零售人才进入汽车行业，推动了电动汽车的跨越式发展；而美国苹果造车的退缩，恰恰反映了其人才跨界机制的不足。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，必须用好。


三、总结：困难在自身，信心在未来

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困难，比较大的困难，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自己。我们不能把问题推给国际环境，而要正视体制机制障碍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但同时，我们更要看到：中国经济的长板是生产效率，这在中美竞争中会持续强化；短板是消费，但补齐空间巨大；短期问题是地方债，但解决方案清晰可行。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一两年内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，名义GDP增速完全有望从当前的4%回到6%-7%的合理水平。

最后我想说，中国经济的韧性远超想象。14亿人口的“升级红利”、440万工程师的“智力红利”、45%储蓄率的“资本红利”，这些基本面没有变。当我们解决了内部问题，释放了内需潜力，中国经济必将以更健康的姿态，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
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期待下次开会时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增速回升、信心满满的中国经济！

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