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民：特朗普4.0时代的企业破局之道

【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原副总裁朱民先生于2025年9月在第9届企业家校长节现场的主题演讲实录，局部有删减。内容精彩，极具启发意义。】

我们首先要认清：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与变动的时代，理解这个大趋势至关重要。所以今天的发言会分成两部分：第一部分：我们先看与所有业务密切相关的全球大趋势。第二部分：再分析这个大趋势如何改变我们的环境、催生哪些机遇与变化，以及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些机会。

全球大趋势：在不确定性中看清博弈的本质

要谈“在不确定中增长”，首先得把“不确定性”讲清楚——特朗普对当前格局的冲击，其影响我们必须掰明白。看这件事得放长远，我先从“特朗普1.0”说起：那是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，在座各位都亲身经历过。接着是我们现在正在打的“贸易+科技战”，它的影响和冲击更复杂；但大家要知道，特朗普的动作远不止这些，他有自己的核心逻辑。往前看，我认为“特朗普3.0”——也就是金融战，正在到来。这一点太重要了：科技战、贸易战可能只影响部分相关企业，但金融战会关系到所有企业、关系到全球，这是一场全球博弈。

很多人说“特朗普任期就四年，扛过去就赢了”，这个观点既对也不对。或许他的任期是四年，但特朗普的政策、美国与中国的博弈，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——我认为是十年、二十年的博弈。因为中国是大国，美国也是大国：美国毫无疑问想遏制中国，中国也毫无疑问要突破遏制，这会是长期博弈。而这个博弈，就是在座各位未来20年面临的最大宏观环境，我们必须琢磨：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生存？

为什么会有“修昔底德陷阱”这个概念？回溯2000年前的古希腊：雅典城邦崛起，斯巴达也崛起，两个强国打了30年战争。打到第27年，代表雅典的修昔底德战败，但没被处死，他开始观察这场战争，加上后续3年的观察，写出了人类第一部有记录的战争史。书里提出一个核心观点：如果一个区域或世界里，有新兴强国崛起，必然会挑战原有霸权，而原有霸权一定会遏制新兴力量——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。

有本书叫《修昔底德陷阱：中美注定一战》，作者是格雷厄姆·艾利森，有人听说过吗？他总结了人类历史上16次两强相争，其中12次以战争结束。比如美国和英国没打大规模战争，但美国独立前，英美在北美打了六年，英国才放弃控制权。这本书影响很大，我们的领导人也接见过他，他说“中国领导人很睿智，不一定会走向战争”，但书的核心观点还在那里——“中美注定一战”的警示仍在。

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世界环境：这个大潮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国际市场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。我们不能只从过去看未来，而要从今天看未来，再从未来反推今天。所以在今天这个时点，只有理解中美博弈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才能知道怎么活下去、怎么发展。


一、特朗普对华政策1.0：贸易战和我们的应对

中美博弈的根本变化，加上美国的反全球化、特朗普的贸易战，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了很大调整——这一点对大家理解当下至关重要，因为整个发展的思维方式都变了。过去我们成功的逻辑是什么？是市场原则、利润最大化、成本最低化、营销全球化；但今天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

成功是荣誉，也是包袱——一旦成功，很容易复制过去，以为那就是未来。大潮在的时候，这个逻辑永远对；可当大潮退去、根本结构发生变化时，这个逻辑就错了。只看过去，一定找不到未来。这是今天最该理解的思维方式：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变了——你们过去生活在全球化时代，生活在中国从人均GDP 200美金涨到1.3万美金、从贫困走向中等收入的高增长阶段，但这些都过去了。

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只是趋势变化，而是巨大的结构变化，核心就是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战。看清未来、看清结构，是企业家当下最该做的事。我们都有“路径依赖”，习惯用过去的经验判断未来，但今天这个经验已经失效了。所以对各位企业家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是：当你靠过去的环境成功走到今天时，要意识到环境和企业都已发生根本变化，必须放下过去、面向未来，要“重新定位”，重新找自己的战略。

回到特朗普1.0，它有三个支柱：第一，对中国5500亿出口商品加征关税；第二，试图恢复美国制造业；第三，通过结盟反对中国。2018年贸易战刚开始时，确实出乎所有人意料。特朗普后两件事没做成，但在关税上的影响很大：2018年前，中国出口美国的关税大概3.7%，后来逐渐升到19.6%，涨了16个百分点，覆盖了中国对美出口的70%。

16个百分点的关税，哪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？但国家和企业迅速行动：企业削减成本，国家出台退税政策，加上人民币贬值——这三项措施算下来，基本覆盖了16个百分点关税的一半，也就是8个百分点。中国企业家真的很厉害，包括在座各位，都迅速调整、降低成本。剩下的8个百分点里，约2个百分点由美国进口商承担，5.5个百分点由美国消费者承担——这也是美国过去两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。

靠这“三招”，我们扛住了关税压力：2018年贸易战开始，2019年贸易有下跌，但我们迅速调节，后来又回升；疫情影响后也很快恢复。从2018年到现在，整整八年，中国对美出口始终维持在5000亿美元左右，对美贸易盈余也维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——这很不容易。
因此，中国企业家是了不起的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税变动，中央与美国谈判达成妥协，即一半商品维持关税，一半商品免税，稳定了贸易格局。中国贸易体系保持韧性，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了21%，进口也有所增加。总体而言，我们成功应对挑战，渡过难关。

同时，中国企业还在推进贸易多元化：2019年虽有停滞，但对亚洲、欧盟的出口持续上升。既然对美出口没增长，而贸易又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，我们就必须打开新市场。比如对欧盟出口从3500亿涨到5000亿，对东盟出口从2500亿涨到5000亿，对拉美出口从1500亿涨到5000亿——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能力！现在，这四个“5000亿”扛住了中国的贸易大局，靠的就是多元化，整体贸易没受大的冲击。

从增速看，对欧洲出口增长43%，亚洲34%，拉美62%，涨得非常快。从2008年企业开始“出海”，“出海”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比如中国出口美国的半导体，最高时占美国进口的40%，但贸易战后因关税下降，东盟对美国的半导体出口曲线却在上升——为什么？因为这条曲线里，很多是中国企业出海到东盟生产的。但对国家来说，这两条曲线有本质区别：中国本土生产出口，贡献的是中国GDP；在东盟生产出口，贡献的是中国GNP。

多年前我们批评日本制造业外移导致“空心化”，现在中国也面临类似情况。但出海是必然趋势，关键是怎么有效管理出海：核心技术要握在手里。从日本的经验里，我们能学到很多，不能最后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丢了。我见过无数出海成功的案例，也见过很多失败的，这是形势必然，但做起来极其不容易。

另外，2018年股市也开始下跌，从高峰跌了25%——原因就是不确定性上升、信心下降，大家不知道中美贸易战会走向何方。但最终，我们扛过了特朗普1.0的贸易战，这里面企业家的贡献至关重要：靠削减成本、靠全球化布局，把贸易稳住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胜利。


二、特朗普对华政策2.0：贸易和科技战和我们的战略

1.特朗普对华政策2.0贸易和科技战

接着是特朗普2.0，比1.0凶多了。1.0只是全面关税，2.0则在关税基础上，加上对墨西哥转移、第三方转移收税等；第二，大大加强国内政策，要组建军工、科技、能源复合体，把制造业拉回美国；第三，强化同盟——虽然特朗普平时不喜欢同盟，但在反华上做了很多同盟工作。更关键的是，特朗普2.0完全接手了拜登的科技战，“小院高墙”、芯片封锁、软件限制，全都收了过来。所以2.0是“贸易战+科技战”，科技战的比重非常大。

之前我们在日内瓦谈判，成功把美国对华关税从145点拉了下来，全世界都觉得中国扛住了。但特朗普不高兴了，第二天就出了三个政策：第一，禁止中国企业用美国的EDA软件（也就是芯片设计软件）——要知道，全球88%的芯片设计靠美国软件，没有EDA，哪来AI所需的芯片？第二，不允许和美国做生意的公司用华为芯片；第三，不给中国留学生发到哈佛大学读书的签证。

他的“工具箱”里东西很多，中国也立刻出了“狠招”——用稀土反制，双方才被迫回到伦敦重新谈判，最终回到日内瓦协议的框架。这个过程足以说明博弈的尖锐性，也说明科技和贸易已经深度绑定，这是特朗普2.0特别重要的方面。

现在的关税压力依然很大：之前谈到关税升到147点，经过三轮谈判拉了下来，但现在还有50%——也就是特朗普1.0时的20%，加上20%的芬太尼相关关税，再加上10%的美国全球普遍关税。50%的关税，企业能扛住吗？美国很多企业都觉得不可能，不少进口商已经放弃从中国进口了。但博弈还得继续，我们要做的，是让美国依赖我们的产品——看我们的出口弹性，更看美国的需求弹性。

关税的核心目的，已经从贸易战转向供应链：要打掉中国的供应链。中国的供应链是全球最完善的，所以美国搞“供应链脱钩”，包括“友岸外包”、联盟制裁等，一边制裁中国企业、卡断中国供应链，一边推动国际上的友岸外包，打破中国的供应链布局。

然后是从供应链“脱钩”到科技“脱钩”。从软件、仪器设备到医疗科技，脱钩的清单非常长，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。现在美国越来越意识到，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追赶速度太快，所以加快了科技脱钩的步伐。这对企业家来说太重要了——全球市场和全球技术，过去我们觉得是“不用愁”的基础，但现在都变了。哪怕你没直接从美国进口技术，仔细看你用的技术根源，还是和美国有联系。

那在这样的压力下，我们怎么维持对美5000亿的出口？关键看两类产品：

第一类是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，比如家具、高端纺织品、高端生活用品等。这一块出口一直在上升，因为越南、东盟这些国家现在还生产不了这些产品，我们这部分出口大概有2000亿。在座有做家具出口的吗？我知道很多服装企业，过去五年这一块都在增长。

第二类是高科技制造业产品。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最多的，第一是电机、电器，第二是核反应堆、锅炉、机械设备及零件，第三才是高附加值消费品——前两类都是高科技制造业，增长特别快。

再看中国从美国的进口，也很有意思：细分到100类分类，我们进口最多的是能源，第二还是机械、仪表、核反应堆、电机电器——和我们对美出口的前两类完全一样。

这说明什么？中国的高科技产品，在2017到2024年这七八年里，对美贸易顺差增长最快的，还是机电设备、运输件，以及最终消费品。其实就是两端：科技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消费品。

50%的关税下，高附加值消费品可能很难撑住——做服装、家具的企业已经面临很大困难；但高科技制造业还有一搏的空间，因为中美是“互为产业链”的：中国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美国，美国加工完善后再出口到中国，这是完整的产业链，短时间动不了。所以中美双方都会共同消化关税成本，高科技制造业会成为国内竞争的重点，也是国际竞争的舞台，今天这一点变得特别重要。

贸易战的影响已经显现：4月份以来，中国对美出口跌了20%，影响很大。同时，贸易方向也在转向新能源、资源、稀缺矿产——稀缺矿产很有意思，中国的优势在稀土，但稀土的核心是“处理和清理”，也就是再加工；像镍、锂、稀土，我们擅长加工，但没有原始资源，如果资源被卡了怎么办？稀土是未来博弈的重要资源，美国军事极端依赖中国稀土，一架军舰就要用2吨稀土。在座有做稀土和贵金属的吗？我们可能还没深入布局上游，但稀土的重要性一定要重视。

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影响也很明显：

对美国，今年GDP估计会下降0.5%到0.6%，明年还会继续降；通货膨胀也会上升——因为之前关税没完全落地，最近逐渐落地，通胀会跟着起来。

对中国，影响更大的不是通胀，而是通缩：如果没有对美出口，中国GDP估计会降1.2%到1.3%，靠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，才把降幅控制在0.4%；但我们的PPI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）已经连续31个月负增长，原因就是产能过剩、没有市场，企业只能削价——大家现在都能感受到这个压力，而且这个压力会继续存在：进货价可能变便宜，但出厂价会更低，边际利润率会越来越小。不过消费品价格还在微微上升，变化不大。



2.特朗普全球贸易战

更要注意的是，特朗普的贸易战不只是针对中国，而是针对全球。比如他对叙利亚、缅甸征40%关税，对瑞士征39%——我问过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“为什么对瑞士加这么高关税”，他说“瑞士对美国的人均贸易盈余最大”。从来没有“按人均盈余算关税”的道理，无非就是瑞士是小国好欺负。英国关税10%，很多国家15%，中国50%。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芬太尼相关谈判，把20%的关税减下来，剩下10%是美国全球普遍关税，这是下一步博弈的关键，关税压力依然很大。

在这样的关税压力下，全球贸易格局会发生根本变化——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的同时，也在对全球打贸易战，而这恰恰给了中国机会。

大家看全球对美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：欧盟、墨西哥、中国、加拿大、德国等等；对美贸易盈余最大的，也是欧盟、墨西哥、中国，还有加拿大、越南。不能说“越南取代中国对美出口”，因为越南也面临高关税，这反而给了中国“取代越南出口美国”的机会。按特朗普的政策，所有贸易盈余都要取消，美国的赤字必须消灭——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全球贸易会彻底改变。

所以在座做贸易、尤其是制造业贸易的，不能只看中美，还要分析全球对美出口的格局，找到自己的替代机会——这才是全球化的思维，不是中美“一对一”，而是特朗普打乱全球贸易后，我们找新机会。

关键时点上，看清大势、看清自己，认知特别重要。天下变了，变就是机会，但变也会带来其他影响。比如贸易：经过4月1日的极端谈判，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逐渐降温，但全球不确定性还在上升，这是全球最大的挑战。特朗普贸易战最让人头疼的就是“不确定”，但如果我们看懂了他的核心逻辑，就能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，靠自己的战略走下去。


3.特朗普贸易战、不确定性和全球贸易格局变化

全世界被特朗普打贸易战的国家里，几乎所有国家都投降了，只有中国在强烈反制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，是大国，没有退路，只能反制——这是必然的。印度谈判妥协了，越南、以色列妥协了，欧盟、加拿大也放弃了，只有中国反制。

世界正在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圈——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关税是0，美国对它们的关税从10%到30%不等。对做贸易的企业来说，要重新思考怎么进入这个贸易圈，这不是不可能；但更重要的是：如果特朗普今天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圈，明年会不会反手把它变成“反华全球贸易圈”？如果这事发生，中国贸易会面临巨大困难——因为应对特朗普1.0时，我们靠的是贸易多元化，可如果全球都跟着美国反华，多元化就没空间了。

美国要建“以美为中心的贸易圈”，中国也在构建“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全球贸易圈”，这就可能形成两个贸易圈；更要警惕的是，美国会不会反过来构建“反华贸易圈”——美国和英国的贸易条款里，已经有类似的隐藏条约；美国和越南的条款里，也有类似内容。这是件大事，必须重视。

到今天为止，中国对美出口在下降，但贸易多元化还在推进：对亚洲、欧洲、拉美、非洲的出口都在上升，基本撑住了局面。但我们要准备最坏的场景——美国构建“反华贸易圈”，核心就是要打掉“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产业链”。

2000年时，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有三个中心：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中心、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中心、日本为核心的亚洲中心。但中国企业家太了不起了，25年时间，成功把全世界的企业拉到中国周边——这里的“距离”不是物理距离，而是经贸关系的密切度，越近越密、越远越松，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。

美国觉得这是威胁，所以要打掉它；而中国维护自己的制造业中心、维护产业链，就是未来全球博弈的重中之重——我们后面讲的政策变化，核心就是支持这个目标，对抗美国的“打掉计划”。


三、特朗普对华政策3.0：金融战和中美全球博弈

贸易战、科技战才刚开打，金融战就来了。

大家一定要理解：特朗普的贸易战，其实是为金融战做准备的，他的核心目标是打金融战——金融战可不只和贸易企业有关，而是和在座所有企业都有关。

1.美国财政危机和特朗普政策

为什么特朗普要打金融战？

我们收集了美国过去50年的财政数据：1969年，美国社保支出占GDP的2.7%，医疗支出占0.8%；到2029年，社保支出预计翻一番，达到GDP的6%，医疗支出会翻8倍，达到GDP的6.8%——这是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费用上涨导致的，而且是刚性支出，减不了，减了老百姓就不投票给他了。所以特朗普只能从其他地方砍——把过去占比最高的国防支出，从8.4%减到2.5%，这是他唯一的空间。

现在大家就能理解，为什么他要和俄罗斯谈判、从欧洲撤兵、从日本撤兵，还让日本、韩国交“保护费”——因为美国没钱了，这个世界是钱说话的，没钱就没底气。

与此同时，美国的利息支出也在涨：国债越来越多，利息支出从占GDP的1.3%升到3%；到2029年，美国财政赤字估计会到5%，但我们测算，5%打不住，可能会到7%。财政赤字为什么重要？因为赤字太大，大家就不相信美国政府，进而不相信美元——而美元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力，特朗普必须死保美元。

最新的判断更悲观：美国财政赤字可能维持在8%，这是不可持续的。所以市场已经开始担心美元，也不再大规模买美国国债——但美国必须靠发国债、靠美元维持运转，特朗普很清楚这一点，必须改变现状。而且美国的债务还在不断上升，不管是政府债、金融债还是企业债，同时股市还处在高位。

我做过一张有意思的图，把美国最大的三次危机的股市变化放在一起，以危机前的最高点为基准：蓝色是1929年大萧条，股市急剧下跌，政府撑不住，最后跌了90%；2008年房地产危机，股市下跌后美国没保住，雷曼破产，跌了60%；2020年疫情，股市下跌速度超过1929年，市场恐慌，但政府用强力财政和货币政策把曲线拉了上去，没继续跌。这根2020年的曲线撑得住吗？靠什么撑？靠美元。

大家看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：美联储2018年扩表一大截，2020年又扩一大截，全球央行都在宽松货币。作为经济学家，我们认为这种宽松不可持续，必须“缩表”——但缩表就是危机，不缩表也是危机，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很小了。当然，不排除美联储会继续降息，核心是降低利息成本，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

所以特朗普面临的挑战很严峻，世界对美元的担心也在加剧：全球外汇储备里，黄金的比重开始缓缓上升，美元的比重逐渐缩小，欧元、人民币的比重在上升。信心这东西，一旦开始动摇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——特朗普知道，这是他的大事，所以贸易战只是金融战的铺垫。


2.“海湖山庄协议”传闻

企业家们要注意：办企业不是一时的，是一辈子的事，所以金融战的影响是长期的。特朗普的助手给他出过一个招，叫“海湖山庄协议”——因为明年G20在美国开，地点选在海湖庄园（特朗普的酒店），他能赚酒店费用，特朗普很会赚钱，20国领导人加随员，能赚不少。但赚钱解决不了问题，得有实际内容，所以“海湖山庄协议”有三条：

• 买美国国债要加1%的附加税；

• 把现有美国国债换成100年长期国债，美国只付息、不还本；

• 所有贸易结算必须用美元。

这简直没道理——我买你的国债帮你，你还要我交1%手续费，还要换长期债？特朗普的理由是“你不做，我就不进口你的东西”，他想用美国的市场和军事支持逼大家就范。但全世界都反对，这招玩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“稳定币”出现了，特朗普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3.“稳定币”横空出世和金融战新前沿

在加密货币全球大会上，JD·万斯做了主旨演讲，讲得很清楚：第一，和美元挂钩的稳定币会支持美元，不是削弱美元；第二，稳定币可以成为未来购买美国国债的主要工具，不用再担心中国、日本抛售上万亿国债；第三，稳定币是区块链的基础，是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础，借这个机会打好基础。

这话一出，全球都动起来了——美国政治开始加持稳定币。稳定币确实有市场优势：可以替代本币做跨境支付，政府补贴用稳定币能直接发到个人手里，效率极高。比如移民从美国往非洲撒哈拉以南汇款，传统渠道成本是7.73%，稳定币只要1毛钱；传统银行跨境支付要1-5个工作日，稳定币1小时内搞定，成本不到1%，而且没有国际限制，搞个钱包就能用——所以稳定币的市场在起来。

更关键的是，今年稳定币的监管条例出台了：美国5月、欧洲，包括中国香港，都出台了监管条例，相当于给稳定币发了“通行证”，正式允许发行，全球稳定币又热了一把。

与此同时，全球多个央行——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等，开始终止央行数字货币（CBDC）的试验。这两个政策对比很明显：稳定币是市场行为，央行数字货币是央行行为，现在央行专注管本币，不再做数字货币，这是很大的变化。这两个政策一冲击，稳定币的发行规模和估值涨了六七倍，而且真的成了美国国债的购买者。

我见过美国一家稳定币圈的公司总裁，他给了我资产负债表：总资产612亿美元，现金只有84亿（约15%），85%都是美国国债。现在，稳定币已经是全球第十一大美债购买者，美国不用再担心国债卖不掉了——这是很大的变化，但稳定币的风险也很大：

第一是反洗钱风险，稳定币靠钱包交易，匿名性强，洗钱问题突出；第二是100%储备问题，稳定币的储备是否充足，是个大问题；第三是跨境监管，现在根本没有统一的跨境监管机制，谁来管？

这还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全球货币体系会不会发生根本变化？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工作过，全球货币体系的起源是布雷顿森林体系。当时有两个方案：凯恩斯的方案是全球化方案，想创建全球统一货币“班克”；怀特方案则要求全球货币和美元挂钩，英联邦所有贸易都用美元结算。当时英国弱，凯恩斯输了，怀特赢了，所以形成了“美元与黄金挂钩、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”的体系，也就是美元-黄金体系。

这个体系有个核心原则：美国每发1美元，持有者能拿美元到美国换黄金，1盎司黄金=34美元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但1968年后，美国不断欠债、搞财政赤字，靠发美元弥补，流通中的美元已经是美国黄金储备的5倍（美国黄金储备8600吨）。这时法国戴高乐总统站出来，公开说“要把法国的黄金运回法国，要用美元换黄金”——美国知道，如果所有人都来换黄金，美国就垮了。

尼克松开了三天会，核心议题是“要黄金还是要美元”。最后美国选择“要黄金、不要美元”——因为黄金丢了就拿不回来了。所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：美元跌了40%-50%，黄金价格飙升，1971年就涨到2700美元/盎司（今天黄金是3300美元/盎司），全球金融系统差点崩溃。但美国还是老大，后来又在牙买加开了会，确定了新体系：二战前是“全球货币与黄金挂钩”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“美元与黄金挂钩”，之后变成“没有黄金、只有美元”，全球货币都和美元挂钩。那美元的锚是什么？以前是黄金，现在是美国信用——但美国信用越来越差，美元的问题就大了。

如果稳定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，会有很多问题：货币单位是美债，交易靠钱包，直接清算，把央行和黄金储备都绕开了，这是巨大的变化。稳定币既有资产属性，也有美国国债的信用风险，而且去中心化、监管难，还没有国际监管。但如果我们相信“物质世界在数字化”“金融世界在数字化”，那货币数字化就是必然的，只是以什么形式出现——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。



四、特朗普对华政策4.0：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之战

1.修昔底德陷阱

金融战才刚刚开始，但中美博弈的核心底线还是修昔底德陷阱。我们做过一张五百年大国博弈的图：荷兰崛起后逐渐下跌，英国工业革命后崛起、二战后下跌，美国建国后崛起、二战后逐渐下降，中国清末开始下跌，直到建国、改革开放后重新上升——现在中美两条曲线交汇了，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。

再看日本的历史：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重，反映了它的“赶超过程”。朝鲜战争后，日本制造业崛起，对美出口增加，GDP占比逐渐上升；美国从1968年开始和日本打贸易战，日本一边拖一边谈，经济还在发展，占比继续涨。1981年里根上台，有人说“日本在亚洲能遏制中国，要保护日本”，但里根说“不行，日本已经超过我们了，我们不是第一大经济体，一切都没意义”——于是1985年签了广场协议，逼着日元升值。之后日本犯了大错：货币政策过度宽松，发了大量日元，日本成了“全球最富”，GDP占比继续涨，但泡沫很快破裂，一路下跌，经历了“失去的30年”。现在日本GDP占美国的比重只有20%，和1970年差不多；日本人均GDP从8000美元涨到3万美元，但美国涨到了9万美元——日本的赶超，最终因为美国的打压，回到了原点。

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，改革开放前一直在低位，加入WTO后迅速上升，最近两年因为人民币汇率贬值略有下降。中美博弈，归根结底就是这根曲线：中国要让曲线往上走，美国要把曲线压下去。但中国和日本不一样，中国是大国，这一仗会打得极其激烈，而且是长期博弈。
中美经济结构也完全不同：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40%跌到25%左右，工业占全球的比重从26%跌到16%，贸易占全球的比重从32%跌到22%——美国的物质产业在下滑。但美国军事开支虽有下降，仍占全球32%（远超美国GDP占全球的40%），科研开支占全球31%，股市占全球40%——美国的强项在军事、科研、金融。

中国用购买力平价（PPP）计算，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，超过美国了，美国对此很恐惧。从物质经济看，中国钢产量占全球55%以上，能源消耗、水泥占60%，煤占50%，铝占54%，镍占50%，铜占48%——中国是物质经济强国。贸易方面，2008年开始中国贸易占全球的比重超过美国，制造业进出口2万亿美元，美国制造业进口只有1.4万亿美元—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。

2.美国国内“恐慌”

理论上，这两个经济体应该能很好地互补：美国的科研、金融，中国的制造业，多好的组合？但就因为修昔底德陷阱，“中国超越美国”的念头深植在美国人心里，他们盯着不放，遏制感极强。

美国7月14日有篇重要文章，叫《中国冲击2.0》，两个著名教授写的。他们认为中国冲击1.0是制造业，全面超过美国；中国冲击2.0是科技，高端制造业全面替代，中国制造生态系统性超越，供应链中心化，而且在AI、量子、航空、太阳能等领域都在超越。文章说如果美国这次被超越，就没有第三次机会了，美国就完了——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。

文章还举了例子：用学术论文的高频引用（高频引用才有价值）来看，中国科研论文总量超过美国，只是高频引用率还低；电池领域，中国占76%，美国只占6%；光纤通讯，中国占45%，美国占8%；常温超导（以前要-273℃超低温，现在能常温），中国领先；超级计算机，中国占36%，美国占17%——他们认为中国科研已经走在前面了。AI创新指数，美国77.9，中国接近60%；美国的十大科技企业，中国几乎都有对应企业：美国有OpenAI，中国有DeepSeek；美国有苹果，中国有华为；美国有波士顿动力机器人，中国有宇树科技——这种竞争态势，让美国更加焦虑。

我们一直说尊重联合国宪章，太平洋足够大，大家可以共同发展，但美国受修昔底德陷阱影响，不相信这套，认为挑战和争夺是必然的——所以我们必须有底线思维。

3.全球金融撕裂和对立

我是经济学家，不懂打仗，但从经济金融角度看，俄乌战争给了我们很好的案例，能看到“极端政治下金融世界如何变化”，这就是我们的底线。

俄乌战争开始的第一天（2月22-23日），美欧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包括冻结资产——这在以前是没有的，过去“冻结国家外汇”就等同于开战。俄罗斯其实有准备，提前把大量美元资产换成欧元，但还是没逃过3000亿资产被冻结；而且只要是俄罗斯人，个人和银行资产都会被冻。

更狠的是“二级制裁”，威胁极大，比如对印度加征关税就是二级制裁。俄乌战争里最大的变化是：传统金融规则不存在了——资产可以冻结，所有通道可以关闭，所有俄罗斯人和企业被禁止使用SWIFT（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）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世界分成了两部分：我们把联合国对俄罗斯问题的投票国家分了组（按制裁、装备支持等项目），新加坡以上的西方国家（包括中国台湾地区）都支持制裁；下面的国家，包括中国、沙特、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，几乎都不支持制裁。唯一例外是能源——很多西方国家嘴上说制裁，实际上还在买俄罗斯能源，这很无理，也很无耻。但世界分裂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，不确定性急剧上升。

现在全球更不稳定，军事开支不断上升：90年代全球军事开支占GDP的2.4%左右，最近开始上升，一半以上国家的军事开支都在涨，因为不安全感在上升。所有这些变化，最终指向一个结果：世界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。

世界经济论坛有个年度风险报告，我做了20年论坛董事，对这个报告很熟悉。2024年的报告出来后，我发现很有意思：十大风险里，只有经济衰退、通货膨胀、就业是经济相关的，剩下七条都不是经济风险；而且未来十年的十大风险，没有一条是经济风险，全是气候变化、资源多样性、移民、AI、网络安全、社会分化等等。我马上给论坛项目经理打电话：“我们是世界经济论坛，怎么报告里都不是经济风险？”他说：“没错，我们的研究表明，世界正在从‘经济主导’走向‘非经济主导’——地缘政治、政治、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，已经超过了经济本身。”

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我把它告诉大家，是因为这就是你们的外部环境——多少年来，我们都认为自己生活在“经济世界”里，全球化、低成本、高效率是基本原则，但这些都过去了。

今天我们生活在“政治不确定、地缘政治上升、科技风险上升、错误信息泛滥”的时代，传统的纯经济思维已经没用了。

这是各位企业家需要深思的：当你要快速反应、做决策时，先问问自己——这是传统的经济思维，还是面向未来的“政治+地缘政治”不确定思维？

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，正在发生；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把它当成新约束，在约束下经营——这是对企业家最大的挑战，外部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变了。



中国的应对新战略、新赛道与新动力

把世界大事讲清楚，对我们重新定位至关重要。我特别强调“1.0、2.0、3.0、4.0”的划分，就是因为不能单纯用过去推导未来，这种思维不行。借这个机会，我把未来可能的场景，还有中国的应对战略、新赛道、新动力，简要汇报给大家。

刚才有位老总说“在不确定中，靠自己的确定性增长”，这句话说得非常好——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：在全球不确定下，中国有什么新战略，我们有什么新赛道、新动力。

简单说，就是“三个新赛道、三个新动力”。外部经济急剧变化，中国经济本身也在巨变：中国从人均GDP 170美元涨到1.3万，经济增速逐渐波动到今天的5%左右，未来可能会到4.5%——大家要理解，这是必然的：基础量大了，增速自然会放慢；增长也必然从“规模”走向“质量”，结构会不断深化。人均GDP还会涨，但过去的高增长时代，确实过去了。

现在的情况是：

第一，在“中高增长”的大环境里，要找到自己的“高增长”——刚才有两家企业说自己有70%、20%的增长，但是整体环境是“中高增长”；

第二，中高增长过程中，会产生巨大的结构变化，未来所有机会都在结构变化里，不再是“跟着潮流走”，而是要研究细分市场。比如刚才提到的那家企业，能有70%增长、140%利润，就是因为抓住了细分市场，靠高附加值赚钱，而不是靠低成本拼低利润——这个案例值得分析，是典型的“结构性新市场成长模式”。

我们的消费也在走向“新消费”，这是很有意思的变化，不再是传统机会了——所以别再坐在“传统思维的椅子”上不动。 


一、国家发展新战略

面对这样的变化，中央做出了重大决定：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核心变化是：从“单一GDP增长导向”，走向“安全、科技、经济、绿色、共同富裕”的综合平衡增长模式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

改革开放40年，我们基本偏重于GDP增长，全面抓GDP；但今天中国成了第二大经济体，综合能力变得更重要，国内稳定与平衡、总体实力，比单纯的GDP更关键。比如“安全和稳定”，是特朗普反全球化、贸易战倒逼的；“科技”，既是外部环境倒逼，也是我们内生需求；“绿色”，是坚定不移的方向，会大规模推进，这是巨大机会——大家可以想象，五年后所有企业都会变成“绿色企业”；“共同富裕”，就是要分配更公平、社会更和谐。

通过这五大核心竞争力，我们不再过度依赖出口，而是更多聚焦国内市场，构建内在核心力量，抵御外部不确定性。大家一定要理解中央的这个重大决定，这是很大的变化。

同时，中央还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坚持和落实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（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毫不动摇鼓励、支持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），这是给民营企业最大的信心，是重大决策。我们第一次把民企提到这么高、这么明确的地位，因为民企的作用越来越大：不只是解决就业、税收、出口，还在技术研发、高科技领域发挥关键作用，这决定了民企在中国经济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未来。另外，“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”也特别重要，企业可以摆脱地方保护的限制；“完善市场经济制度”，让市场更大、更强——这些都是重大决策。

在这个战略框架下，我们有一系列配套政策，第一个就是“把宽松宏观政策放在前面”。

去年9月，中央开会确定了宽松政策，当时很多人说“这是应对经济下滑”，没错，但更重要的是：那时候中央就开始预判特朗普的贸易战，年底就明确“中国的宽松政策会持续”，目的是维持市场稳定、提振信心——这是我们从特朗普1.0里学到的最重要教训。人民银行持续降息、持续宽松，财政也在持续扩大支出，尤其是今年的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债、转移支付，力度都大大提升。

把宏观政策放在前面，而不是最后，这体现了中央政治决策的关键思路——稳定信心。最近全球市场波动，中国市场的波动是最小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
二、增长新赛道

在这个战略下，我们出现了三个新赛道，这是大家要重点关注的：

赛道一：扩大国内消费，立足新消费市场

以前消费上不去，有很多原因：储蓄率高、投资率高、房地产消费占比高。但现在出口被卡，投资也稳住了，消费就成了国家发展的“根本”——所以消费一定能上去，但不是传统消费，而是“新消费”“新国货”。

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只有40%，未来一定会逐步上升。现在财政支出里，对民生的支持在急剧增加：医疗、保险、退休、教育，就是要让老百姓“敢消费”；中央政策还明确“让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”，让老百姓“能消费”。

这个政策有个过程，但企业家要看到：新消费正在起来，一定会起来——因为没有国际市场时，必须开发国内市场；当你别无选择时，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。

中央出台了一整套扩大消费的政策，大家可能觉得“力度小”，其实不小——消费补贴正在从“实物消费”转向“服务消费”，这体现了消费趋势。比如发放消费券、加强民生支出（教育、卫生、社保），这些政策正在形成“让老百姓敢消费”的环境。
别只看过去的消费曲线，觉得“消费永远低”，要看到政策变化：比如户口改革，让更多居民进入城市，带来消费增量；还有财政政策的倾斜，这些都会推动消费增长。

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的消费变化，理解“新消费”的概念：

美国：20年代到60年代是“大宗消费”（汽车、耐用品）70-80年代是“品质化消费”90年代至今是“理性消费”——当时美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。

日本：二战前是“西洋化消费”二战后到1975年是“大规模消费”（汽车、3C家电、私人住宅）1975-2000年是“多样化品牌消费”2005-2034年是“朴素化、本土化消费”——当时日本人均GDP 3.5万美元。

中国的特点是：把美国、日本100年的消费史，浓缩到了过去25年。

中国消费从90年代的“温饱消费”，快速走向“多样化品牌消费”“大规模家电消费”“个性化消费”，现在直接进入“理性消费”阶段。中国社会的根本特点是“变化快”，这意味着永远有新品牌崛起，永远有旧品牌被淘汰——所以消费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在“新消费”里，你要满足理性消费的新趋势。这是一篇大文章，这是未来的大趋势。

做中国的企业家，难就难在“变化快”——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大冲击，但也逼着国内快速转型，这是巨大的窗口期。会有一批企业倒下，但也会有一批企业活下来，活到明天——消费领域就是这样，机会一直都在。


赛道二：科技制造业，打造核心竞争力

经过多年研究，我们逐渐认清：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制造业——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32%，是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韩国的总和。

改革开放前20年，靠我们的努力，中国制造做到了“全球最便宜”；后20年，靠企业家的能力，做到了“又便宜又好”；未来20年，我们要做到“又便宜、又好、又高科技”，这样就能打败天下无敌手，高科技制造业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赛道。

这个赛道的竞争很激烈：国际市场上，前面要跟德国、日本、美国竞争，后面还要压着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；但机会也在这里。

为什么中国光伏产业做得好？我们找了很多原因，最后发现核心就是“光伏是制造业”。比如煤电：设备成本占40%，维修占20%，原料占40%；油电：原料成本占70%；但风电、光伏的原料是免费的（风、光），成本主要在设备——而设备是制造业，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就是规模、成本、效率。所以中国新能源能做到“成本下降、规模上升”，打败全球对手，核心就是制造业。只要中国的产业和制造业结合，就能形成核心竞争力。

这就是科技和制造业的结合，所以中央现在强调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做强做大高附加值制造业”，方向很明确。我们有前八大、后九大新兴产业，包括生物科技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（刚才上台的企业里就有做新材料的）、新化工，还有未来的脑机接口、量子信息、生物制造等等。

国家的战略是：围绕新兴产业培育龙头集群，围绕龙头集群打造完整产业链——在座的企业家，能做头部就做头部，做不了头部就做产业链配套，但一定要“上赛道”，这特别重要。

从数据看，中国制造业投资从2017年开始上升，现在占整个投资的50%，发展速度很快，在座的制造业老总应该有体会；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，过去几年翻了一番多，还在持续上升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高科技制造业的“弱项”：

第一，中国光伏国内占100%、国外占50%（还有二三十在国外），高铁国内占比高、国外市场小（但有技术输出）；而飞机、半导体、机器人、云服务、智能手机，我们依赖国外技术的比例高，国外市场也小——这说明国外有市场，只是我们要想办法“打进去”。

第二，科技有很大迭代空间——特朗普的科技战把进口堵死了，但也给中国打开了“自主迭代替代”的巨大市场，这就是半导体、科技产业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。事情总有两面性，他一卡，我们国内就起来了。

比如高铁，国外市场只占5%，关键是怎么“走出去”；数字支付，国外市场只有10%，还有很大空间。在AI时代，中国制造业要从“制造中心”走向“创新中心”，这是个大市场，因为基础规模太大了，你要做的就是“入场”。


赛道三：发展服务业，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

中国服务业还有很大短板：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0.2%，中国只有52.8%，甚至不如巴西（70%）。人的消费规律是：从“物质消费”走向“服务消费”，这是必然的。

人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喜欢车，你会买100辆车吗？应该不会，就算有10辆车也到头了，但你对服务的需求是无限的：健康服务、医疗服务、知识服务，还有美容服务——你在美容上花的钱，肯定超过买包的钱，你能买100个包吗？

房地产消费少了，钱会花到哪里？别只看“房地产下滑是坏事”，换个角度想：房地产省下来的钱，会流向服务消费，这是积极的。

我们的短板在哪里？比如电影业，虽然有《哪吒》这样的爆款，但总消费占GDP不到1%；旅游业占消费不到2%；医疗占7%不到；教育——中国这么大的教育大国，教育消费占GDP只有5%——这些都是巨大的空间。所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支持外国企业来中国办教育、办医院，开放竞争，就是要补这些短板。

这些曲线未来一定会上来，因为这是客观规律。

在服务业里，还有一个和大家特别相关、可以“迁移”的领域——生产性服务业（工业服务业）。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40%，日本也很高，中国现在已经达到32%，基本和韩国持平，未来还会上升——中国制造业走在前面，生产性服务业一定会跟着起来。

比如苹果，其实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：生产在中国、印度，但它做设计、流程管理、质量控制，本质是服务业。全球最大的公司，比如美国的苹果、亚马逊，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。生产性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、交通运输、金融、租赁、科研技术服务——我们现在的科研技术服务、信息软件还很小，但批发零售有基础，还有很大发展空间。

生产性服务业对在座各位来说，是“可以直接迁移”的机会：从制造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，因为你懂制造，就能做好服务。比如青岛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68.96%，就是因为制造业基础好，服务业跟着起来了。

几年前我在这里上课，就讲过服务业的机会。后来有个听过课的企业家找我，他以前是做消防器材的，听了课后，从“生产消防器材”转向“消防服务”——包括设备更新、维修、检查、布点。以前他卖器材很难，但做服务后，覆盖了全县、全市，生意越做越大。所以做制造业的企业，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很容易，而且服务业的利润空间比制造业大很多。

现在中国正在大力发展“AI+生产性服务业”，因为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还比较弱，中央专门发文强调要发展，同时用AI赋能，让服务业“跨越式发展”，这是重大机遇，有制造业基础的企业，一定要抓住。


三、增长新动力

有了新赛道，还要有新动力——三个新动力，第一个是AI+，第二个是碳中和，第三个是新动能出海。


动力一：AI+，全面进入智能时代

我们正在全面走向“AI+”时代，这是第一个新动力。我们第一次意识到：机器智能可以超过人类智能。人类智能的路径是“观察→科学→技术→产品”，迭代过程很长；而AI的路径更短，数据和知识是“一体两面”，机器认知和人类认知不完全重合，还能扩大知识的绝对空间。

现在全世界争论最热烈的，就是“机器智能会不会超过人类智能”。主流观点认为：未来2-5年，会出现“强于人类智能的AI”，我们将正式进入“人与机器智能并存”的时代——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紧迫性。

美国最近形成的“加州共识”，越来越意识到人工智能在加速；上海的人工智能会议也达成共识：人工智能的加速时代已经到来，人与人工智能并存的时代越来越近，一旦并存，发展速度会更快。

我把人工智能分成几个基本概念：中国的模式是生成式人工智能（GAI），是垂直模型，核心是提高效率；美国的模式是通用人工智能（AGI），是横向模型，目标是制造“人工爱因斯坦”。美国的人工智能会直接走向机器人、科学智能；中国人工智能是垂直利用，走向具身智能、科学智能。

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，直到今年之前，大家都觉得中国人工智能离美国差距很大，中国科学家也承认这一点。但DeepSeek的出现，打破了这个格局——它第一次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式，水平基本接近世界前沿。DeepSeek有三个好处：模型小、成本低、应用场景好，直接解决了“AI落地”的问题。以前在美国，用ChatGPT要把数据交给它，成本还高，只有大厂用得起；现在DeepSeek开源，小厂找数据专家整理好数据，就能用——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格局，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差距，从“几年”缩短到了“几个月”。

通用人工智能的标杆是ChatGPT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杆是DeepSeek——有了开源软件，企业都能用，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起来了。

软件起来了，硬件就要跟上：华为做了重大决定，全力做人工智能硬件（比如服务器），因为软件有了，硬件需求会爆发。

现在我们除了部分设备还弱，半导体已经起来了，服务器产能在扩大，数据中心建了很多，能源供应也没问题——中国的算力正在快速提升，服务器未来会取代手机，成为最重要的智能硬件产品。

有了算法（软件）、算力（硬件），还要有数据——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数据大国，但怎么用？以前因为中美贸易战，数据的“所有权”争论了很久，没结果。后来中央很快做了决定，出台“数据20条”，借鉴了1978年农村改革的思路：1978年农村改革卡在“土地所有权”，承包、转租争论不休，最后中央发文“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一字不提“土地所有权”，但土地活了——中国的智慧就在这里。

“数据20条”的核心，就是“绕开所有权，讲使用权”：

持有权：你在网上订咖啡，数据是你的、咖啡店的、阿里的、银行的、联通的？我们不争论，而是明确“持有数据就能用数据赚钱”，不管你是不是所有者，持有就有使用权。

生产权：数据要加工后才能给保险公司、医疗企业、药厂用，加工数据的科技企业可以盈利，这就是生产权。

经营权：数据可以交换，上海已经有数据交易所，交换就是经营。

这“三权”一定，数据就活了——现在数据可以抵押、贷款、投资、融资、挂牌，中央还要求今年地方政府把公共数据无偿开放给企业用。

2020年拜登打科技战时，我们芯片没了、算法缺了一半、数据也用不起来，一下子落后了一大截。但仅仅五年，中国现在算力有了（华为）、算法有了（DeepSeek）、数据有了（国家统一开放）——AI的三大核心要素（算力、算法、数据），中国基本追到了世界前沿。虽然和美国还有差距，但我们追赶速度快，剩下的就是“AI+”落地了。

以前大家说“想做AI+，但没软件、没硬件、没数据”，现在这些都有了——所以在座各位“做不做AI+”，是自己的选择，不能再抱怨。将来成功了，是你选对了；失败了，也别怪别人，因为基础已经有了。

未来12个月，中国会出现数百个像DeepSeek这样的AI应用软件，覆盖工业服务、教育、医疗、旅游等领域，我已经看到十几个了——AI+在中国已经起来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把它加到自己的企业里。

AI的下一步，是AI-Agent（智能体）的开发，AI会从“语言交互”走向“行动交互”。我用过一些新工具，发个指令，AI直接帮你把事做好，不只是聊天了。

中国的优势是“AI+硬件”，所以智能电动汽车、机器人，一定会在中国形成规模。比如智能驾驶，除了特斯拉，前五名全是中国公司；机器人领域，特斯拉有一款，但中国的人工智能会议上，到处都是中国的机器人，新一代服务机器人正在崛起。

中国老龄化速度是世界最快的，像我这样73岁的老人，未来可能需要“机器膝盖”“机器腰”来支撑行动——我用过登山机器人，很实用。服务机器人的需求一定会爆发，这是很大的市场。

中国的AI产业链也在形成，中国的优势领域是传统能源、新能源、华为的硬件；美国的禁令，反而倒逼国内企业替代，比如芯片，我们现在已经能出口了，迅速占领国际市场，这是以前没想到的变化。国家还在构建六大AI平台（模型平台、算力平台、应用体系等），支持企业落地AI+，这些平台都在逐步建设，企业要思考怎么和这些平台结合。

AI还重新点燃了企业创新的三大核心动力：

其一，加速研究运营：如果企业不能实现运营智能化，未来会被产业链淘汰——因为产业链会全面自动化，不自动化就会被踢出去，智能化刻不容缓，第一步就是把运营自动化，区块链是基础。

其二，系统性地加速研发过程：现在产品设计越来越多靠机器，而且做得更好。大家回家可以让小孩用DeepSeek做产品设计，可能会有意外收获；以前汽车的碰撞试验要实物，现在AI模拟就能做；产品质量检查，也能全交给机器。

其三，加速设计候选方案的生成，加速候选方案的评估：方案生成后，AI能快速给出最优选择，这对企业是颠覆性的帮助。

更重要的是，AI会取代传统IT系统——以前的ERP系统，现在完全没用了，一定会被AI系统取代。因为AI系统不只是收集数据，还能集中中台、优化流程、迭代创新、检验效果、做绩效考核；而传统系统只做绩效考核，其他都做不了。

连品牌建设都变了——以前品牌靠市场细分、企业愿景、故事；现在品牌靠“数据驱动+智能推荐”，消费者被AI推送影响，品牌是和数据共同形成的。如果你的公司不用AI，怎么建品牌？今天的品牌不是打广告打出来的，是AI推送推出来的，已经脱离了“价值主张、细分市场、企业愿景”那套，变成了“价值主张+智能形象识别”，完全不一样了。

你可能不同意，但我举个例子：现在品牌的环境是智能环境决定的，消费者一大半决策受AI推送影响，品牌甚至是机器决定的。你要理解这个深刻变化，AI重塑了消费者行为，你的思维必须根本转变——品牌战略变成了“数据驱动、智能化、开放、交互”，消费者会参与品牌共建，提建议、留反馈，数据回到后台，AI自动整合优化。经验驱动的时代，真的过去了。

所以对企业家来说，拥抱AI驱动的创新，是今天最关键的事，要快速行动。

更难的是组织调整：以前企业靠“老板为中心”构建核心竞争力，现在要靠“AI模型为中心”构建组织和竞争力——这句话我想了很久，模型是未来企业的核心，所以第一步建模型，第二步根据模型调整组织、战略、人才模式，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。模型是中心，不是老板，在座各位都要保持谦卑。

一切从数据开始，没有数据就做不了AI。未来每个公司都会有“首席数据官”，懂数据才能用AI；而且用AI每天产生的数据，都是未来的资本、是钱，因为数据是资产，可以交易，未来数据的价值可能超过公司本身，千万别低估。
我们放眼未来，看看未来的三维世界。

其一，元宇宙。量子计算与虚拟世界。

其二，生命。涵盖脑机接口与基因编辑。科学实验表明，通过优化各项生理指标，人类寿命有望延长至120岁。健康管理、运动、定期体检、情绪调控以及网络辅助，使活到100岁成为可能。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度过这段岁月，是快乐还是痛苦。因此，建议大家规划120岁人生计划，明确如何度过这段时光。15年后，干细胞技术有望实现人体功能修复，目前心脏、肝脏修复已无问题。器官修复若成现实，未来将更具潜力。

其三，探索星空。

所以科技的大潮正在迅猛的到来，它的速度超过我们的想象。

动力二：碳中和，引领绿色发展新模式

第二个新动力是碳中和。我们一定要理解碳中和的“政治含义”：改革开放前40年，中国基本是“追赶模式”，走传统工业道路；但碳中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——创造新的绿色发展模式，甚至引领世界。

在传统工业模式上，我们不可能引领，但绿色发展可以——这就是中央承诺碳中和的最大理由，这个理由不会变，中国一定会坚定不移走下去。

从能源结构看，中国煤占能源消耗的57.7%，虽然新能源发展快，但煤的占比还是很高，要降到20%还有很大空间。我们的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已经到40%，但实际并网发电只占18%——因为没有储能、没有配套电网。

所以下一步，氢能作为储能必须起来，别无选择。比如青岛的龙羊峡水库，以前是世界最大水库，现在改建成储能水库，就是因为光伏电太多，需要储能——这是必然趋势，中国的氢能产业链正在崛起。

氢能要取代煤，需要稳定的电源，所以我们进口了法国、俄罗斯的核电站，美国最先进的四台三代核电站，也全在中国，现在中国能出口核电站，中国企业真的很厉害。

接下来还要改革电力系统，今年已经允许“电价竞争上网”——因为风光电是免费的，没有固定价格，需要市场竞争。同时支持构建小型并行电网，解决并网问题。

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：为什么强调绿色转型？五年后，在座各位穿的衣服、用的产品，一定是绿色的。

中国承诺2030年碳达峰、2060年碳中和，去年向联合国申报的碳排放量是130亿吨，我们估计2028年就能碳达峰——这是好事，但达峰后，碳排放量要往下走，这才是最难的。深圳、杭州、浙江、江苏、北京、上海，三五年前就达峰了，但之后一直卡在“峰值平台”，降不下来，因为没有新的减碳能力，只能靠全面绿色化。

2030年后，中国要全面绿色化，就必须重塑经济体系——农业、能源、建筑、交通、工业、制造业，全领域绿色转型。到今天为止，中国碳中和还主要靠新能源，这不够，未来要全面推进。

明年开始，中国会给地方发“碳排放额度”，计入KPI考核——比如上海、北京今年给1亿吨额度，明年9000万吨，后年8000万吨，地方必须找“容易减碳的机构”合作减碳，全国经济的绿色化过程就会启动。

这是巨大的机会，绿色是各位未来最大的机遇之一——因为未来中国的一切，都会是绿色的，一定要坚定不移相信这一点，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。


动力三：新动能出海，在全球重构中找机会

第三个新动力是“新动能出海”。出海的必然性有两个：

第一，特朗普贸易战对中国的封锁；

第二，贸易战引发的全球经贸秩序重构——大家别低估第二个原因，特朗普打乱全球贸易，反而给中国企业创造了“重构机会”。企业升级换代、制造业走强、人工智能落地，都需要出海。

从2000年开始，中国就有“走出去”战略，现在政策依然支持，“引进来+走出去”的对外开放方向很明确。我们统计过，中国企业出海最多的是制造业，其次是跟着制造业走的专业服务业、零售批发。出海方式也多元化：经营实体占一半以上，海外营销占一半左右，还有进出口贸易——贸易战下，企业都在找自己的出路，没有“最好的方式”，只有“最适合自己的方式”。

我见过太多企业出海失败，尤其是中小企业，太难了。出海需要一整套体系，不只是战略，还有细节，需要大量沟通、交流、培训。出海的产业多、方式多，布局最多的是东南亚，其次是北美、欧洲，现在中东也在增加。

出海最大的缺口是人才，本土化也是大挑战：价值差异、管理风格差异、语言、宗教背景，这些都要系统学习，不是到了当地就能“打通”的，宗教文化不一样，根本没法硬融。

现在中国企业出海，有传统优势产业（比如光伏）、新兴产业（机器人、新能源）、供应链出海、商业模式出海等等，这很好。中国从“产品出海”走向“商业模式出海+供应链出海”，中国终于到了“商业模式能出海”的阶段，这很了不起。

关于“应对不确定性的三大新赛道、三大新动力”，核心的第一动力是“AI+时代”正在到来，速度会远超大家想象。

结语

最后想跟大家说：拥抱未来，拥抱不确定性，找到自己的确定性。

祝大家都能成为未来的赢家！谢谢大家！

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