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瑞平：特朗普对百年大变局的冲击及中国的战略应对

（本文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江瑞平于2024年12月30日在第23届学习型中国论坛上的演讲，有删节。专业深度，看清时局。）

各位来宾，今天论坛的主题是“高维决策”，在听了前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后，我想结合陈总提出的“百年大变局与未来新动向”这一命题，和大家探讨一个关键问题：若特朗普重返白宫，将如何冲击百年大变局？又将对中国的战略选择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？做好高维决策，前提是精于审时度势；而洞察全球大势，核心就在于把握百年变局的最新动向——特朗普的回归，正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“新动向”之一。


百年大变局与特朗普重返的战略关联

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全球权力结构与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，而大国战略互动是推动变局的关键变量。美国作为现有霸权国，其对华战略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，但不同执政者的策略选择会直接影响变局的演进节奏。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以“单边主义”“极限施压”为特征，而中国的应对之策，既需要看清美国战略的“不变”，更要把握其手法的“变”。

做好高维决策需精于审时度势，而洞察全球大势是关键。对中国而言，理解特朗普重返的影响，需先穿透表象，抓住美国全球战略的本质——这是我们制定应对策略的基础。

中美战略冲突的演变，是百年大变局中最核心的变量。特朗普2.0时代的对华政策，将呈现“战略目标不变、打压手法多变”的双重特征，这既是对美国霸权逻辑的延续，也是对中国战略韧性的新考验。

美国对华战略的底层逻辑，始终围绕“霸权稳定论”展开——已存在的霸权国最大威胁，永远来自发展最快、实力最接近的“世界老二”。这一逻辑并非空谈，而是经历史验证的战略实践：

20世纪80年代，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“遏制战略”就是典型案例。1985-1991年，美国通过操纵戈尔巴乔夫上台，推动前苏联进行所谓“全面制度革命”，最终导致苏联解体。如今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陷入被动，根源正是苏联解体后经济实力的断崖式下滑——从冷战时期相当于美国70%的经济体量，跌至如今不足7%，武器生产线萎缩、投资能力匮乏，这背后是美国“打掉战略对手”的刻意为之。

对日本的打压同样遵循这一逻辑。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老二，1983年经济总量接近美国70%，并持续对美保持巨额贸易顺差。1985年，美国主导签署“广场协议”，逼迫日元大幅升值，直接打击日本出口；随后又施压日本过早放开房市股市，引发泡沫经济。1991年泡沫破裂后，日本陷入“失去的三十年”，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一落千丈。

中国与当年的苏联、日本有相似之处：都是“老二”、都追到美国70%的经济总量坎上、都给美国制造了巨额逆差。因此，美国对中国的“遏制”并非临时政策，而是霸权逻辑下的必然选择——目标始终是让对手“变弱、变色”，这一点不会因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而改变。


打压手法多变：从多边围堵到单边施压的策略调整

尽管战略目标不变，但特朗普2.0时代的打压手法可能与1.0时期有所不同，呈现出“从多边到单边、从安全到经济”的转向。

特朗普1.0时期（2017-2021年）的对华政策以“极限施压”为特征，通过加征关税、技术封锁、盟友围堵等多边手段，试图全面遏制中国发展。但这一过程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战略转型：我们加速构建“新发展格局”，降低对外需的依赖；加速推进“新开放布局”，减少对美出口的单一依赖。这两大转型让中国经济韧性显著提升，也让美国再用类似手段的边际效应大打折扣。

特朗普重返白宫，其2.0版本更倾向“单边主义”：一方面，减少对盟友的协调，直接对华采取更激进的经济限制，这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波动，但也会分散美国的战略资源，降低对中国的“合围”压力；另一方面，可能暂时缓和地缘安全领域的对抗，转而聚焦经济“脱钩断链”，尤其是强化对高端技术、转口贸易的限制。

特朗普1.0加速了中国经济转型，而中国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开放布局，已提升了应对特朗普2.0的能力。这种“压力倒逼转型”的逻辑，或将在未来继续显现。

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，曾意外成为东亚合作的“催化剂”。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退出TPP、对盟友加征关税，倒逼东亚国家“抱团取暖”：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，2020年RCEP正式签署，2023年中日韩合作重回正轨，区域一体化进程显著加速。

面对特朗普2.0加剧的单边主义，中国应继续利用这一“倒逼效应”，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。例如，通过RCEP框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整合，推动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持续巩固；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为纽带，加强与中亚、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。

但同时需警惕特朗普可能推动的“排他性条款”。例如，要求盟友对来自中国的转口商品实施限制，或在芯片、新能源等领域构建“小院高墙”。这就需要中国在周边合作中更注重“规则对接”，通过自贸协定升级、标准互认等方式，降低第三方转口贸易的风险。


全球治理变革：中美角色转变与中国的进退之道

2017年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关键转折点：这一年，中国宣布“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”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；而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开启“退群”行动，先后退出巴黎协定、伊核协议等10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。美国的战略逻辑是“以退为进，进退无常”——通过退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机制，倒逼全球治理规则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调整。

对中国而言，“必须进入世界舞台中央，但又不能冒进”。特朗普2.0若继续“退群”，客观上会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空间：例如在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、数字经济等领域，中国可通过推动金砖扩员、上合组织发展等多边平台，填补治理真空。但“进入”不意味着“取代”，需坚持“共商共建共享”的原则，避免陷入“新霸权”的陷阱。

中国的全球治理策略应是“进退有度”：在涉及发展权、公平正义的领域主动作为，在非核心利益领域保持弹性；既要推动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，又要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差异，这是中国与美国“霸权逻辑”的根本区别。


中小企业的高维决策：审时度势与机遇把握

面对百年变局与特朗普重返的不确定性，中小企业的决策不能只看“眼前一亩三分地”，而需建立“全球视野+学理构架”的高维决策能力。

所谓“高维决策”，核心是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，通过严谨的逻辑推演发现趋势性机遇。例如，特朗普若强化对华技术限制，国内新能源、半导体等领域的国产替代需求将进一步释放；若其推动盟友“脱钩”，东盟、中东等第三方市场的转口贸易与本地化生产机会将增加。这些“转变”中蕴含的机遇，需要企业用全球视野去捕捉。

中小企业的高维决策，不仅是为了企业生存，更是为家庭、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责任。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，每个企业的选择都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——抓住转型机遇，既能实现自身发展，也能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增长注入动力。

站在百年变局的十字路口，特朗普重返白宫既是挑战，也是中国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的“压力测试”。只要我们看清美国“遏制老二”的战略本质，把握“不变”与“变”的辩证关系，坚持“进退有度”的智慧，就一定能在变局中开新局，推动百年大变局向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。

（全文完）